面具是一种泛世界性的文化现象，它是一个民族的自画像，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缩影。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，是一个面具大国，其繁多的品种和优秀的制作技巧，世界早有公认。

   日本人对面具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，无论是在书店、图书馆，还是博物馆、神社，到处都可看到令人惊叹不已的面具书籍和面具实物。从考古资料来看，日本早在绳文时代（约公元前1600年），就有贝壳和泥土制作的面具，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种中，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，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。日本有许多面具的原形均来自中国，著名的日本皇室珍品“兰陵王”面具，就出自中国乐舞《兰陵王》。相传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，面貌秀美，类若女人，他嫌自己貌不威武，不足威敌，所以打仗时佩戴面具。《教坊记》云：“大面出北齐，兰陵王长恭性胆勇，而貌若妇人，自嫌不足以威敌，乃刻木为假面，临阵著之。”贞观四年，日本舒明天皇遣使来华，遣唐使中的伎乐师大量引进大唐乐舞，乐舞《兰陵王》被遣唐舞生带回日本后备受宠爱，天皇庆祝皇太后四十大寿于清凉殿大摆酒宴，时年八岁的贞数亲王亲自习舞《兰陵王》，可见《兰陵王》乐舞在日本十分流行。

   日本的面具大致可分为伎乐面、舞乐面、行道面、追傩面和能乐面。

伎乐又称“吴乐”，是南北朝时我国吴地流行的民间乐舞，于推古天皇二十年（公元612年），由僧人味摩之传入日本，通常在佛法会上表演。在鉴真和尚弘法的奈良东大寺，每年佛诞节和盂兰盆节都要举行伎乐会。东大寺正仓院是日本有名的国宝珍藏地，内有“吴女”面具，系吴国公主，其造型面庞丰腴，头梳双髻，一副大唐女子的富贵之态，是典型的唐代少女装扮。而中国这种造型面具在民间枚不胜举，江西萍乡傩面“梅香”，似“长安女儿双髻鸦，随风趁蝶学夭邪”。

舞乐实为唐代歌舞杂戏，唐时称“燕乐”或“宴乐”，用于朝廷宴会。公元686－697年传入日本，主要用于表现贵族生活，其表演典雅、贵族化，艺术性很强，分有左舞和右舞。左舞为唐乐、天竺乐和林邑乐，有《兰陵王》、《拨头》、《采桑老》、《苏莫者》、《秦王破阵乐》等舞目。右舞为高丽乐和渤海乐，有《纳曾利》、《新乌苏》等。正巧一月二十二日东京浅草公堂公演《宫中雅乐》，我慕名前往观摩，其舞台布阵大有唐代“坐部伎”和“立部伎”遗风，丝弦鼓笛一坐一立分置两边。《苏莫者》也实为唐时风行于长安的泼寒胡戏《苏摩遮》，舞者佩戴面具，身着蓑衣，手中执桴，举手投足仍有中国传统戏曲遗韵。面具造型也是典型的中国猿猴相。

行道面是寺院僧侣用于行道法会的面具，每年佛诞日，日本僧侣都要抬着面具、雕像、舆舁、伞盖、幡幛等围着本尊堂塔环游礼拜。这种宗教仪式在中国南北朝时十分盛行。北魏年间，京都洛阳佛诞日“宝盖浮云，幡幢若林，梵乐法音，聒动天地”，其场面十分壮观。6世纪初，佛教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，我国的佛事也随之东渡扶桑，最典型的是“狮子”面具，日本民间称“唐狮”。不言而喻，这是指中国民间盛行的“狮子舞”面具。

 中国古代的大傩，约8世纪初传到日本，《续日本纪》载：庆云三年（公元706年）“是年天下诸国疫疾，百姓之死众多，始作土牛大傩”可见其功能、模式均是效仿中国大傩。我国古代大傩的显著特征是方相氏佩戴黄金四目面具，可惜“四目方相”成为千古之谜，至今还没有考古发现四只眼睛的面具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日本京都平安神宫于昭和四十九年（1974年）恢复一年一度的追傩仪式，基本上是依据我国古代文献《周礼·夏官》“方相氏黄金四目，执戈扬盾”的描述，完全臆造出一个“四目方相”。笔者曾亲临吉田神宫考察“节分会”，亲眼所见四眉四目的方相氏面具，其四目全用金粉绘涂，显然是受到“黄金四目”的影响。

  能乐是一种面具歌舞，源自唐代散乐，形成于十四世纪。室町时代大剧作家世阿弥（1363－1443年）对传统的猿乐加以全面改革，削弱其卑俗色彩，将之导向雍容典雅、程式严密的贵族化艺术。能乐面具最能体现能乐贵族化的精神，它造型平实，色彩淡雅，工艺精湛，充满了禅的旨趣和超越生活的幽玄之美。能的日语读音为noh，与傩音近，因此与中国的傩有渊源关系。能乐中有一种重要角色叫“翁”，他是神的化身，能给黎民百姓带来吉祥，免去厄运，一副笑容可掬、和蔼可亲的老者形象，无论是神职和造型都与江西南丰的傩公非常相似，中日两国学者普遍认为两者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。

  本面具的质朴奇异和强烈的夸张变形，在艺术上与中国面具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，无论是形制、造型，还是雕刻技法，设色基调，都可显而易见地感触到东方的美学观念和道德文明。类型化的程式手法，给人一种鲜明的审美判断。凶相面具因其凶悍威武，一般造型都是头生犄角，嘴露獠牙，眼睛突起，脸肌暴涨，表现“以凶制凶”的驱赶力量。这一点与中国“开山”、“钟馗”等放相可怖类面具差不多，比较强调凹下和凸起所产生的起伏。有的为了强调这种效果，采取镂空手法增强明暗反差，这种反差的视觉效果与这类面具所应有的威慑功能非常协调。善相面具一般都是慈眉善目，方脸大耳，和颜悦色。处理方法正好凶相相反，刀法比较细腻，面与面之间的转折比较和缓，五官与脸颊间无太强烈的突起而显得造型饱满，世俗亲切，满面生辉。

日本学者研究面具的历史比中国要早，他们把自己国家的面具，视为智慧与骄傲，镂金错彩，著书立说。在书店与图书馆，各类面具画册和著作令人目不睱接。正是学者不遗余力地广为宣传，才使得日本面具在世界上产生影响。野间清六先生是日本面具研究专家，他在《日本假面史》序论中写道：“日本的假面，就其繁多的品种和优秀的制作技巧来说，堪称世界之冠。南海地区或非洲地区的假面，由于文化的不发达而显得幼稚，那是必然的，可连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希腊、中国、爪哇的假面，与日本相比也相形见绌。”此话可能有些偏颇，前几年我和薛若邻、陈宏仁先生主编了一部大型画册《中国巫傩面具艺术》，刻书收集了汉、蒙、藏、苗、彝、壮、土家、布依、仫佬、毛南、达斡尔等30多个民族的面具。中国面具品种之多，数量之巨、制作工艺之精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而毫不逊色。四川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面具，世所罕见。非常遗憾是目前这本装帧精美的高档画册还未进入日本图书市场。在庆应大学地域所作专题讲演时，一位从未相识的研究者，他可能是从讲座招贴广告中获此信息，特地抱着一本他从香港买来的这本画册与我交流，着实让我感到高兴和意想不到。中途休息期间与会者争相传阅这本精美画册，看得出他们对中国面具有浓厚的兴趣。很可惜，野间清六先生他己经不在了，如果他在我一定会跟他说：中国面具研究起步较晚，但起步晚并不等于“相形见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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