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；我从小跟着上教堂，印象里，有些想法，一直很困扰：耶稣看起来，是外国人，他听得懂中国话吗？

转眼，我已经二十岁，有一点人生经验，当然，也有更多的生命困扰；恐惧，疑惑，种种纠结，没有解答。要问什么人生经验？我有很严重高血压，二十岁的年纪，就学到什么叫“死”，倒是迫切而真实的经验。

因为喜欢看闲书，渐渐知道“闲书”；可以是“文学”。“人生”，“生命”，开始有了新的意义，文学的学习，给我最深刻的一课是：自省。

因为相信“自省”，疑惑愈来愈多，自己会死去的恐惧，也愈来愈重。也就理所当然地接触了“阿弥陀经”，和“普门品”，这些佛经，在台湾到处都是，走在街上，一家素食店门口，可以堆积如山，任人拿取。

为什么拿来读？理由很简单，怕死，而你走到哪，都听说佛陀菩萨可以庇佑。看过之后，坦白说：二十岁的年纪，一边读着陀斯妥耶夫斯基（1821-1881），尼采（1844-1900），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想当然的充满神通的文字。

佛经里，为什么这么多神通？

这个“隔”，多年来，一直是我对于佛经的障碍。就如基督教的圣经一样，像诺亚方舟那样的情节，作为文学作品读之可也。

生命，仍然向前走，生命信仰，一直只有“自省”。也因为自省，更觉智慧不足，困扰纠结，处处都是。

再一次思考佛学的问题，是因为方东美先生 （1899-1977）的“中国大乘佛学”，方先生提及一个观念，佛汉传之初，弘法的沙门，是接触不到士大夫，知识分子，只能接触一般老百姓，为了打动这个基层社会，不得不带一定的神通。

突然有所警悟：那个从荣华富贵里出走的悉达多的智慧，岂只是讲神通的？弘法之初，太形而上；太精神层面的诉求的教义，怕是极难打动劳苦大众的吧？或许，“方便法门”，就是一个解决之道。

二千多年都过去了，生命里，哪些是日换星移，今非昔比？哪些又是千古不变的？从生命的逻辑面，我开始重新了解佛教。

诸行无常，一切本苦，
是第一个核心观念。

“苦”？翻开报纸，每一件事，都告诉你“苦”的不同面貌。深夜扪心自问；又是无尽的“苦”的自省面相。如何祛苦得乐？成为佛教当代意义最清晰的重点。西方的近代佛教弘法语言，显得更直接更切身；他们问的问题是：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？如何让我快乐？

从为什么不快乐？如何快乐？

当代西方佛学团体，从社会学，从心理学，甚至从神学的角度，分析着我们不快乐的原因，这种不快乐，形成今天的健康问题，暴力问题，个人的不安，世界的不安??诸多的不安的形式，复杂而多样，当所有的不安，逐一地展开条列之后，再逐一地分析归纳分类，其实，不外乎生老病死，贪嗔痴慢疑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??

二千多年前，佛教对于生之苦的探索认知，和二十世纪对生命不安的分析归纳，没有差别。

知道“苦”的缘由，那么，如何祛除“苦”？

从佛教教义，有各种答案，四圣谛：苦集灭道，是第一个。然而，精简典雅的文言文的表述，似乎让现代人颇难理解。我认为的第二个答案：

无我。

阐述“无我”这个概念，最清楚的，当然是金刚经，和心经。“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”“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”

任何痛苦和不安，因为“我”，只要执住在“我”这个“相”，一切由此而生。放下“我”之后，东南西北上下虚空，无所罣碍。

那么，布施，是慈悲和智能的学习。无我的修持，是灭除贪嗔痴慢疑等等生命毒苦的修持。

如果，这是个佛教教义的逻辑思维，佛教，是一个适应任何世代的“人”的生命科学。因为，佛教教义中，所谓“佛陀”，是“觉醒之人”，并不仅仅指那位悉达多的智者，而是泛指任何觉醒之人；包括你我。

更重要的是：佛陀在入涅槃之前，教示比丘众“依法不依人”，他没有企图把自己神化成一个超凡入圣的偶像。

然而，觉醒之路，何其遥远，何其艰难，慈悲和智慧的修持，除了知道，还要做到。如果从不二之心，宽容着眼，一切方便法门，即使谈神通，说感应，又何必区别？无我无相，岂是一蹴可及？

琉璃工房的佛教艺术，就如同所有宗教艺术一样，对于杨惠姗而言；对琉璃工房而言：是“我”观想慈悲和智慧的一种方便法门。

透过各种型式的造像，其实是对于生命不安的自我疗愈，因为专注，因为反复的揣摩，甚至因为铸造琉璃佛像的创作的过程的挫折，已经使创作者心灵获益良多，因此，二十八年来，持续不辍，然而，更大的期待，自然是：那些对于慈悲和智慧的感动，是不是也能分享给观者一二？

曾经在烈日之下，观察圣彼得大教堂前漫漫长龙的面孔，他们平静地等候三、四小时，只为了进入大堂观赏米开朗基罗的受难像，那是宗教；还是艺术？对于任何凡人来说；圣母玛丽亚望着受难后平静的耶稣，那么悲悯的表情，是永恒的精神力量。

宗教艺术，艺术自身是一种宗教。我们逐渐如此相信。